汉简《苍颉篇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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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简《苍颉篇》

2020-04-11 23:00:01 阅读 488

  作者:张存良(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)

  蒙学虽为小学,然关乎世道人心者却至为重要。历代蒙学著作多为当时一流学者所编,从《史籀篇》《苍颉篇》《凡将篇》《训纂篇》到《急就篇》《千字文》,无不出自名家高手,东汉的蔡邕,北齐的颜之推,唐朝的颜师古,宋代的朱熹、吕祖谦,一直到近代的章太炎、王国维,都编撰或整理过蒙学读物,蒙学著作的编撰有着悠久的历史。这些蒙学读物除了集中反映当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之外,大都蕴含着“致君尧舜”“爱育黎首”的家国情怀和济世思想,真切体现了大一统思想的深入人心。

  《苍颉篇》是秦统一后由丞相李斯等人编写的一部字书,主要目的是适应秦王朝大一统的文教方略,显示秦文字继承殷周文字正统的合法性。以这样的课本教授学童,从入学便接受所谓“新文化”——文字是新体的小篆,内容是新定的知识观念,培养的人自然是新人,对新朝的认同感也顺理成章。可惜秦王朝享祚太短,人心未稳而山东已乱,培养本朝接班人——新人的文教事业甚至无暇展开,而李斯编写的《苍颉篇》已散佚不存。

  汉承秦制,又多有损益,在文字方面更多的是继承秦的传统。近百年来在安徽、湖北、甘肃、新疆等地出土了被汉代学人改编过的《苍颉篇》遗简,尤其是居延(今内蒙古额济纳)、敦煌(今属甘肃)等遥远的边塞,甚至远在丝路南道最西边的于阗(今属新疆),都发现了当年戍卒诵习传写《苍颉篇》的实物,表明“大一统”的思想观念已深植人心,贯通宇内,声教达于四海。汉人改编的《苍颉篇》四字一句,隔句押韵,节奏整齐,朗朗上口,同时还不忘“黜秦扬汉”,如北大汉简《苍颉篇》中的一章:“汉兼天下,海内并厕。胡无噍类,菹醢离异。戎翟给賨,百越贡织。饬端修法,变大制裁。男女蕃殖,六畜遂字。颤觭赢,骫奊左右。慠悍骄倨,诛罚赀耐。刑胜误乱,圄夺侵弒。胡貉离绝,冢椁棺柩。巴蜀筡竹,筐箧奁笥。”本章即秦本《苍颉篇》中的“秦兼”章,因为秦亡汉兴,故改为“汉兼”。一字之改,深义存焉。“秦兼天下”是对六国的剪灭,因为六国“贪戾无厌,虐杀不已”,秦王为了“振救黔首,周定四极”,于是“遂发讨师,奋扬武德”,最后“义诛信行,烹灭强暴”,天下“莫不宾服”(芝罘刻石)。“秦兼天下”的政治动员是兴义兵,诛暴乱,合法性建立在对六国诸侯的道德批判与人格否定之上。统一的过程当然是残酷血腥的,“胡无噍类”就是不留活口,“菹醢离异”就是要将离心背德者剁为肉酱。当天下初定,四海宾服之后,于是“戎翟给賨,百越贡织”,光施文惠,明以义理,德政施于芒蛮。对内则“饬端修法,变大制裁”,议尊号为皇帝,命为制,令为诏,天子自称为朕。海内为郡县,法令由一统。若欲有学法令,则以吏为师,以法为教。

  汉代秦,亦据此确立合法性:因为秦无道,所以天下共诛之,又因为“项羽为无道,放杀其主,天下之贼”(《汉书·高帝纪上》),于是汉王的军队就是义师,占取道义的高地。

  “汉兼天下”在版图上已然超越秦帝,文治上则“罢黜百家,表章六经”,兴太学,修郊祀,改正朔,定历数,协音律,作诗乐,建封禅,礼百神,绍周后,号令文章,焕然可述(《汉书·武帝纪》)。这样的文治武功,是足以堪称“大一统”的。“大”意味着尊崇与敬重,“一统”既指江山一统、海内归一,更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的构建,包含政治清明、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、文化发展。

  国家实现大一统政治,就会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蒙学亦不例外。《苍颉篇》首章就是一篇简短的劝学韵文:“苍颉作书,以教后嗣。幼子承诏,谨慎敬戒。勉力风诵,昼夜勿置。苟务成史,计会辩治。超等轶群,出尤别异。初虽劳苦,卒必有憙。悫愿忠信,微密瘱㥶。”甘肃永昌发现的水泉子汉简七言本《苍颉篇》在原有文字上作了训释,更能看出汉代儒学独尊后的世俗功利思想:“苍颉作书智不愿,以教后嗣世传□□。幼子承诏唯毋□,谨慎敬戒身即完。勉力讽诵转出官,昼夜勿置功□□。苟务成史临大官,计会辩治推耐前。超等轶群□□□,出尤别异白黑分。初虽劳苦后必安,卒必有憙□□□。悫愿忠信□事君,微密瘱㥶天生然。”童子入学,勤字当先。然而勉力勤学、昼夜苦读的目的是为了“临大官”,选拔基层文吏的标准是“能书,会计,治官民,颇知律令文”(汉律)。等到超等轶群、出尤别异之后,那就要忠心事君,进入官僚体制,求得终身荣华富贵。大一统政治给普通民众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形成了深刻影响,实用儒学把物质福利作为终极目标而抬得如此之高,这与正统儒学所秉持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大学之道竟成两途,并行不悖。

  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一书从体例编排到分部解说,吸收了两汉经学的大量成果,其中深受大一统思想影响。《说文解字叙》开篇即讲汉字的起源,从伏羲、神农,到黄帝之史苍颉,他们是一脉相传的关系,就像司马迁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上古帝王的谱系一样,明显有人为组织排列的痕迹,深为疑古学派所排议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对某些文字的解释,也不全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形体分析,而是比较典型的今文经学解经的方式。比如对“一”的解释:“惟初太极,道立于一。造分天地,化成万物。”这是援《易》以解字。比如对“示”的解释:“天垂象见吉凶,所以示人也。”明显是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比如对“三”的解释:“天地人之道也。”明显具有附会色彩。比如对“王”的解释:“天下所归往也。”又引孔子、董仲舒之说,谓“一贯三(天、地、人)为王”。这是在神化王权。又比如对甲乙丙丁等字的解释,全借阴阳五行等思想以解文字。

  应该说,假如蒙学老师教授孩童时只关注文字的音读、形体和义训,而不顾及文本中潜在的知识、观念、思想和价值追求,恐有买椟还珠之虞。讲解者若仅是援《尔雅》以解虫鱼,据《说文》而释字形,而不能联系历史背景,忽略其中的微言大义,那真是如苏轼所言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”了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20年04月11日 11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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